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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艺术
钱松，本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别号铁庐、西郊、耐清、秦大夫、未道士、西郊外史、云和山人、老盖，晚号西郭外史，浙江钱塘人。工书画，善琴瑟乐曲，酷好金石文字。
钱松篆刻得力于汉印，尝摹刻汉印方，在篆刻艺术上，受西泠诸子特别是丁敬的影响较深，创作多是浙派风格，用刀一洗陈法，切中带削，线条的立体感甚强；章法大胆，时出新意；后期风格自成面目，但仍有浙派之迹。赵之谦曾誉为“丁、黄后一人”。为“西泠八家”之一。
邓石如，原名琰，字石如，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又有完白、古浣、古浣子、游笈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等别署，安徽怀宁人。是清代的杰出书法家和印学家。
邓石如的篆刻初学何震、梁褒，后来以自己书法之用笔、结体，运用到篆刻上，把篆书上生龙活虎千变万化的姿态运用到印章上来，这是印学家从未有过的，特别是朱文印，光气闪烁，不可逼视，更有创造性的发展，呈现出刚健挺俊、流动多姿的印文书体，一改唐以来拘谨之态。
邓石如刻印，用刀猛利流畅并辅已披刀，他运刀着力点不在刀尖而在锋脊，迎石冲披，作品爽利洒脱，苍劲浑厚，凝重流畅，刚柔相济，方圆并举。
邓石如用“刚健婀娜”来评判自己的印，这恰到好处。以“铁、钩、锁”来论其刻印，是谓要旨。“铁”，指刀法，铁笔就是以刀代笔，要使刀刚健有力；“钩”，指笔法，字要圆润遒劲，爽利流畅；“锁”，指章法，字与字的配合要紧揍，整体相连，浑然天成。
邓石如篆刻边款也体现了他的书法的特长。内容极富文学性。在印章的形式上真、草、篆、隶诸备。双刀、单刀皆用，尤以双刀款法笔意浓烈，特别引人注目。
邓石如的篆刻艺术在明清印坛地位显赫，后世印人推崇至备，对清代中后期的印坛影响至深。故后世印人称之为“邓派”，又称“新徽派”、“后徽派”。
篆刻艺术在晚清时达到顶峰，出现我国篆刻史上第二次兴盛时期。在清代晚期的篆刻成就比较突出的有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徐三庚、吴熙载等印人。
赵之谦，字益甫、叔，号冷君、悲
赵之谦治印，朱白皆精，无论印章大小，其篆法、章法姿态纷繁，形式多样；布局虚实相生，字形基本是方的，转折处外方内圆；白文印纵横交叠、苍劲爽利、方圆兼备。
赵之谦运刀如运笔，挥洒随意，表现力极强，刀法十分的娴熟，精湛。他用单刀冲刻的白文印“丁文蔚”打开了齐白石印章风格的门扉。他在印章边款艺术上首创以汉魏书体阳文刻款。并刻有一些汉画中的图案，或人物，或山水，或动物等。使印章款识艺术形式更丰富多样。
黄士陵，字牧甫，一作牧父，亦作穆甫，号倦叟、黟山人、倦游巢主，安徽黟县人。幼承家学，年轻时得到王懿荣、吴大徵的指点，遂留居广州。又学丁敬、黄易、陈鸿寿、邓石如、吴让之，印章水平已经较高。
黄士陵善于在平淡无奇的印面中通过恰当的夸张，达到化静为动的效果。他对印章文字的处理，其成就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印学家。他能根据作品的需要，对文字加以适当改造、简化，甚至以楷字入印，使篆刻作品丰富多样。他以广博的学识和修养形成了自己的篆刻艺术语言。
黄士陵的边款除文辞隽永严谨之外，在技法上也有所更新。他以稳健的推刀法，使印款含蓄质朴，结体尤见古拙错落。他的印学在广东、香港影响较大。晚年的篆刻颇具特色、独张一帜，后世称之为“黟山派”。
吴昌硕，初名俊，又名俊卿，又署仓石、苍石，号缶庐、缶翁、老缶、缶道人、苦铁、破荷、大聋、酸寒尉、芜菁亭长等，浙江安吉人。与吴熙载、赵之谦、胡并称为“晚清四大家”。
吴昌硕一生治印，风格几经变更，早期从浙派印入手，后专攻汉印，一度以浙派的切刀法追求拙涩风格，随后又继学皖派印风，取法邓石如、吴熙载、钱松、赵之谦等人。尤其对“西泠八家”之一钱松深为钦服，深受钱松后期雄浑跌宕风格的影响，取法古玺和秦汉印，又融入历代金石碑碣文字造型艺术，及金文、陶文、封泥、汉三国篆碑、汉晋砖文等；其篆结取法邓石如、赵之谦圆转的基础上，掺入《石鼓文》的体势，他一生于《石鼓文》功夫最深，早期临摹肖似，后加熟练，出以新意。
吴昌硕的印章也体现了石鼓文那种高古奇崛，貌拙气雄的意态，印文线条以浙派苍莽滞涩为基础，突出笔意，刀法自如，冲切披削兼使，用钝刀硬入，强化了笔画锐钝、方圆、轻重的变化，所表现的是古朴、豪迈、浑厚、苍劲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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