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遗民书家用印，既存有所处时代的共性，同时又依靠群体特征和心理，产生了极具特殊性的印文、形制以及印面布局和篆刻章法。而遗民书法用印的特征，源于其身份的特殊、交游的密集。换句话说，身份决定其用印心态的特殊，而结社等交游活动则是遗民书家互相影响进而产生审美共性的关键。
明遗民结社时会对“作课”和“文艺”进行观点沟通，以期形成共性期盼。其中存在互赠印章的行为，清代盛行编撰印谱，明遗民结社亦有编订文艺作品集的行为。诗书画印的统一，则是明代遗民始终坚持的综合创作原则。
即便遗民书家在用印上过于追求“好奇尚异”之风格，但是以程邃、万寿祺、戴本孝为代表的印人仍能矫正时弊，在创新的思维下，恪守正统的汉印古玺风格，以己化之，从而引领后世篆刻流派印的风靡。
明遗民书家用印印文的特殊性
1.表达国变后无奈悔恨之情的文辞
遗民情感是明遗民艺术思想的核心问题，在印章中大多体现在印文、印风及形制上。可以说更朝易代的明亡事件成就了一批极具叛逆性的艺术家们，若没有他们特殊的身世遭遇和不忘故国的情感表达，也就不可能有今日所见的颇具遗民性的艺术理念。
其中石涛作为明朝皇族后裔，清四僧之一，其遗民性在印章中的表达颇具代表性。其中“于今为庶为清门”一印曾钤盖于兰花图中，画中跋曰：“根已离尘”，表层意思在阐述画中的图意，深层则暗指自己的根乃明朝已不在。
石涛国破后虽出家为僧却无法忘记自己前朝的身份，故有此印。庶与嫡相对，石涛曾经在前朝是皇室贵族乃为嫡出，而今清朝之主人乃外族入侵者，血缘上并非一脉相传，便有了庶出之感。此处的清门暗指如今家中无人拜访，冷冷清清之意，折射出入清后，很多人因他明遗民的身份而不再来往，身边少有知己好友。通过此印，石涛既表达了对前朝生活的思念之情，又抒发了世事变化的无奈之情。
石涛的“苦瓜和尚”一印；八大山人的“一笑而已”“可得神仙”二印及程邃的“古之不臣友今之任牛马”。这些印章都可表现出明遗民国变后的落寞无奈之情。
2.表达思念故国的文辞
八大山人故国情感的表达甚是隐晦，在印章上的体现乃为“八还”“何园”这两方印款。“八还”是八大山人年至年长期钤盖的一方朱文竖长方印。八大山人借用“八还”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思念，同时也表达出自己期待复明之日。
“何园”之印共有两方，一朱一白两方相同印文的印章，可见八大山人对此印文的喜爱程度。该印有“荷花之园”的意思，八大山人晚年居东湖旁，湖中有一片荷花池，因此而命名为荷园。
此印乃地名印，却为何用“何”来代“荷”？若因明遗民延续晚明遗风“尚奇”的风尚来推断，喜用奇字来凸显自身学识渊博尚不合理。因“何”与“荷”虽音同，但算不上奇文异字。更合理的解释即“何园”乃“何人家园”之意——这是谁的家园，我的家园又在何方。所谓“山河自异，河山不再”，可见八大山人对故国的爱深远而沉沦。
3.表达自嘲自贱之情的文辞
明遗民常常以自嘲自贱的语言或行为来表明自己的遗民态度，自嘲自贱乃明遗民生存状态的常见现象，清初许多遗民纷纷选择落发为僧，出家为僧。头发在汉人的传统观念中，重要至极，但明遗民选择剃发为僧，本身就是一种自贱行为。这种自贱行为所衍生出的情绪便在明遗民的印章文化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许多印章的怪异性也体现在其颇具自嘲意味文辞的表现上。而选用自贱自嘲的名号，是易代给士人们造成创伤的体现，如：入清后，八大山人拒绝出任仕途，并归隐僧门，遂以“驴”为号既真实又直接。
遂八大山人以“驴”为号，正是其暗示世人自己不仕清朝，归隐空门的生存状态。年开始使用“八大山人”这一号后才渐渐不再使用“驴”号，一个有尊严有体面的人，又怎么会不爱文雅的人号而偏爱“驴”号，个中缘由无不体现他身为明遗民在新朝生活的愤恨，无处释放的感情，只得通过给自己起自贱的名号来宣泄。
4.表明明遗民身份的文辞
“西江弋阳王孙”乃大型朱文方印，此印章于年由八大山人钤盖于《个山小像》中。饶宇朴、彭文亮在此画的题跋中也曾揭示其身份家世，可见此时期八大山人首次愿意通过印章来证实自己的真实身份。八大山人为强调自己的身世，特将此印章钤盖于饶宇朴的题跋之正中部位，以为体现“以正视听”之意。
在一众明遗民之中，当属四僧用印最具特色，堪称典范。在这四者之中，石涛与八大山人属于皇族遗民；髡残与渐江属于士人遗民。皇族遗民在新朝一定程度上需要隐藏真实身份以躲避大清朝廷的打压。但另一方面又想要展示其身份，以彰显其前朝身份的尊贵，利于同其他明遗民进行交往，甚至寻找到尊重前朝贵族后裔，愿意对他们提供庇护及赞助的汉人。
但这种显示之所以要通过印章来表达，是因为清初因满清统治者实行严苛的文化禁锢，如文字狱迫使反清怀明的文字难以在诗文、书画作品的题跋中过多阐释，而印文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表达方式。
明遗民对故国的怀念及对新朝的愤恨，只能通过这种隐喻的方式来表达，便将这种情感寄托于小小印章的方寸之间，如此便不被世人所注意。印章便成为明遗民表达其遗民情感的载体。
用印形制的特殊性
明代遗民对于用印形制的追求，甚至超越对印章本身章法、刀法的追求。这种追求并非是晚明文人独创，早在宋元时期，文人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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