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大约在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以河南的二里头遗址而得名。地域范围为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河、洛河、颍河、汝河等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一带。年，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被发现，这是最早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当时并未对此类型的文化进行命名。该文化因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而曾一度被命名为“洛达庙类型”。年起发掘二里头遗址以后，遗址距今大约--年，由于其更具典型性，因此这种类型的遗存便被更名为“二里头文化”。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
1、“中国龙”：中华文化源头圣物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是个崇拜龙的大国。龙是华夏先民为表现理想和愿望，并经不断创造、完善而成的能上天入渊，能消灾降福，无所不能的、神化的、吉祥的艺术形象。其形象作为美术装饰相继应用在各种载体和各种形式中，并被升华为更高的信仰和象征：是华夏祖先的图腾；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标志；是吉祥喜庆的信物；是精神力量的化身；是整个民族博大兼容精神的象征；是整个华民族威武奋发，勇往直前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是唯一能被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人们所共同崇敬的神物。古往今来，中国的儒、道、佛、理、神等各有不同的信奉者，兴衰各有千秋。但任何朝代没有反对龙的。今天，海内外华人都以自己是龙的传人而自豪。龙文化有强大的向心力。
图：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里。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濮阳蚌龙距今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
国内出土的与龙相关的历史遗迹、遗物也因此数不胜数。在这些形态各异的“龙”中，有一条“龙”被国内外专家冠以“中国龙”的称号，它就是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这件绿松石“龙”巨头、细身、蜷尾，龙身由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组成，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４厘米。龙头有龙须或鬓的形象，龙形器饰物的头部大体上呈方状形，长12、上宽14、下宽13厘米，为一饕餮纹面饰，眉、眼、耳、鼻等均用绿松饰片和加工白玉块摆放成相应的立体形状，清晰可辨。另有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托座外缘立面粘嵌２排绿松石。龙头较托座微隆起，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突出。以３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槽装饰。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为梭形眼，轮廓线富于动感。眼眶内另嵌绿松石片，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在半圆形玉柱的底面发现有白色和浅黄色附着物然后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绿松石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直径小的0.2厘米，大的0.9厘米，厚度仅仅0.1厘米。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绿松石原应粘嵌在某种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距绿松石龙尾端3.6厘米处，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物痕相连，推测此物与龙体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原应为一体。上部由一排横长方形石片和一排纵长方形石片平行嵌合而成，下部则表现出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其西端一片绿松石上还旋出若干凸弦纹。
这件绿松石“龙”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它“为华夏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还被日本学者推测为象征权威的“龙杖”，是“毋庸置疑的顶级国宝”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在二里头文化的代表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铸造工艺水平非常高的青铜器，如鼎、爵、盉、戈等，其中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可说是最精美的一件作品。
2、镶嵌有绿松石“丁”字的兽头鼎
因鼎通身镶嵌有绿松石文字共计81字，其中盖中镶嵌绿松石有一“丁”的字，又三只足都有兽头，故曰：镶嵌有绿松石“丁”字的兽头鼎。所有绿松石文字的组合片均不规则，每单一笔法中的绿松石组合片缝隙不规则、而且大小不一，文字由绿松石组合时也显得笨拙，而文字又如图画，缺少了文字的内涵，只具装饰之美。足头的兽头构图精良，线条流畅，青铜器图饰技术已达到成熟的时期，而镶嵌绿松石之技术是启蒙时期。
二里头遗址出土此类铜牌饰共3件，形制大同而略有小异。所嵌绿松石磨成种种形状，互相结合，非常工巧。如此精美的杰作，表明夏代绿松石镶嵌技法已相当成熟，同时也开启了青铜器镶嵌工艺的先河。
镶嵌铜牌饰是一种主要流行于夏代的青铜器，以镶嵌绿松石为最大特征，是集铸造和镶嵌于一身的神秘艺术品。它是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中介和传承，这种传承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镶嵌铜牌饰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夏代遗宝。
图：二里头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这件牌饰的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已知最早的一例。此后的商周两代，饕餮纹日益丰富起来，类型很多，或像龙像虎、或像鸟像凤。西周晚期之后，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但饕餮纹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图：绿松石小型管饰品
在古代，绿松石制品并非一般普通人所享有。从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制品就可窥见一斑，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制品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小型管、珠类饰品，如耳饰、项饰等，其二是用于玉器、漆木器和铜器上的镶嵌。镶嵌绿松石使得这些贵族奢侈品作为礼器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即使是装饰用的绿松石制品，在二里头文化中也仅见于贵族墓，而与殷墟时期普通人即可随意佩戴绿松石饰品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见在二里头时代，无论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各类镶嵌绿松石制品，还是工艺相对简单的装饰品，绿松石制品的使用范围只限于贵族阶层。
同时，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处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绿松石料坑，显示在二里头宫殿区以南的官营作坊区内有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经钻探得知，料坑附近及以南不小于平方米范围内集中见有绿松石料。由此推测，这里应是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从现有出土遗物看，该作坊的主要产品是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装饰品。值得注意的是，这处绿松石器作坊紧邻宫殿区，在其南的铸铜作坊一带以及宫城内的某些区域也发现有小件绿松石成品、半成品、石料和废料等，有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绿松石作坊。这些情况，无疑表明绿松石器的生产可能是在王室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作为社会上层身份地位标志的特殊绿松石镶嵌制品，在龙山时代还见于城址或大型聚落，但到了二里头时代，却只见于二里头都邑。其他同时期遗址，即便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聚落和城址，都仅有少量制作简单的小型绿松石饰品。象征社会等级的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集中于二里头遗址，反映了二里头都邑核心化程度急剧增。绿松石一般以蓝绿两色为基调，有蜡状光泽。因色彩艳丽，古今中外都被用作装饰品。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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