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窑变釉加胭脂红福寿水丞
年代清雍正
尺寸L:9.3cm(35/8in.)
带水匙、木座，带日本包装水丞呈桃形，敞口，口沿装饰果柄、桃叶，通体施窑变釉，外壁呈玫瑰紫色，桃叶呈淡蓝，底部贴塑胭脂红蝙蝠三只，蝠与“福”谐音，寓意三福捧寿。据明王圻《稗史汇编》载“瓷有同是一质，遂成异质，同是一色，遂成异色者，水土所合，非人力之巧所能加，是之谓窑变。”由此可知，明人眼中的窑变“非为人造，乃是天成”，故世有“窑变无双”之美誉。而将“天意”转化为“人为”的这一重大突破，是发生在清代雍正御窑之中。雍正十三年（年）唐英《陶成纪事碑记》载“钧釉，仿内发旧器梅桂紫（玫瑰紫）、海棠红……新得新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虽然雍正时期的窑变釉已能通过人为控制，但烧造出一件发色完美的窑变釉器物也并非易事。胭脂红以金为呈色剂，由欧洲传入中国，清宫档案内皆称其为“西洋红”，又由于这种红釉颇如女子化妆用的胭脂之色，故又名“胭脂红”。《陶成纪事碑记》中称“西洋红色器皿”。本品以窑变饰桃，以胭脂饰三蝠，融合两种釉色，设计巧妙，应为雍正皇帝心爱之物。最属别具匠心之处在于底部胭脂红三蝠所围绕的区域恰好为整器窑变精华之处，蓝、白、紫三色晕散交融，绚丽多姿，意趣盎然，巧妙融合两种釉色，可见窑工对原料及窑火极强的控制能力。
清康熙青花狄仁杰拜相人物故事图大笔筒
年代清康熙
尺寸D:18.6cm(73/8in.)
来源：巴黎苏富比，年12月18日，lot44本品直口，筒腹，玉璧底。通体施透明釉，釉面莹润素洁。外壁纹饰以青花绘就，腹部通景绘人物故事图。画面中一官员身着袍服，手持笏板，立于大堂，向端坐主位的华衣女子行礼，屏风内外又有仆从、侍卫拥立，神情各异。与传世所见相同题材作品相比较，居高位受礼者多为男性，本品在绘画选题上较为少见，其故事内容应为狄仁杰拜相，主位端坐女子当为武则天，对立而拜者为狄仁杰。整体装饰主题突出，人物描绘细致生动，开脸自然，形神兼备，为典型熙朝文房佳器。狄仁杰（-），字怀英，并州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唐代政治家、武周时期的宰相。狄公早年以明经及第，历任汴州判佐、并州法曹、大理寺丞、侍御史、度支郎中、宁州刺史、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等职，以不畏权贵著称。狄仁杰一生两次拜相，其一为天授二年（年）九月拜相，担任地官侍郎、同平章事，但仅四个月便被酷吏来俊臣诬陷谋反，夺职下狱，平反后贬彭泽县令。其二是神功元年（年）再次拜相，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进拜纳言。后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复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使得唐朝社稷得以延续。康熙时期重视文治，科举大兴。随着文人群体的增加，与读书相关的优质文房用具亦在此时日趋流行。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瓷质笔筒，它既是文人案头陈设的雅玩，亦是映射文人精神世界的载体，不仅品类繁多，而且装饰不拘一格，堪称熙朝第一雅玩。在康熙瓷质笔筒中，以历史人物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最具故事性和装饰性，本品即为这一时期典型佳作。康熙时期，景德镇制瓷工匠纯熟地掌握了珠明料的呈色技术，烧出了被誉为“翠毛蓝”、“宝石蓝”的康熙青花，这种多色阶青花层次分明，故又有“青分五色”之称，是青花器制作史上的重要创新。本品体量颇大，绘工精细，青花呈色丰富，尽显康熙青花之神韵，又选用狄仁杰拜相人物故事作为装饰题材，有推崇其直言死谏、不畏权贵之品格的深层含义，堪称熙朝文房佳器。
清雍正仿嘉靖斗彩云龙纹摩羯耳炉
年代清雍正
尺寸D:21.6cm(81/2in.)
“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耿宝昌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年，第页，图本品唇口内敛，溜肩，肩附双摩羯耳，刻画细腻，灵趣生动，扁鼓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足墙微外撇。炉通体施透明釉，外壁以斗彩装饰，口沿下青花双圈内饰回纹一周，腹部绘双龙戏珠图两组，五爪行龙须发飘扬，威武健硕，脚踏五彩祥云及海水江崖，昂首阔步，于海上追逐火焰灵珠，足墙则饰一周花叶纹。整器色彩明艳，绚丽夺目，诸色搭配巧妙，尤其耳部以红、黄、绿彩三色为主大面积晕染装饰，色泽清新亮丽，且过渡自然，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外底心青花双圈内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摩羯，为佛教中的一种神鱼，亦为印度神话中的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可创造一切，也可融化万物。大藏经《一切经音义》卷四十云“摩羯者，梵语也。海中大鱼，吞噬一切。”这种纹饰大约出现于公元三世纪中叶，公元四世纪随佛教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洛阳迦蓝记》中已有关于“摩羯”的记载“河西岸有如来作摩竭大鱼，从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济人处，起塔为记，石上犹有鱼鳞纹。”在印度神话中，摩羯是长着长鼻、利齿、鱼身的动物，形象较为狰狞，传入中国后，随时代变迁，摩羯的形象也产生了中国化的变化，在辽博藏宋摹本《洛神赋图卷》中，摩羯形象也还较为狰狞，但到了唐宋时期，摩羯造型便已经完全中国化，开始与中国传统吉祥动物鱼、龙的形象相融合，常被描绘成龙鱼状，被赋予吉祥、辟邪的含义，广泛应用到瓷器、铜器、漆器装饰之上，青釉摩羯耳盘口瓶便为南宋龙泉窑经典器物之一。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明嘉靖青花云龙纹摩羯耳炉”，与本品造型、纹饰风格一致，或为本品之母本。由此，可推测本品或为雍正御窑仿嘉靖窑之作，但在纹饰装饰上，又融入成化时期特色，将单调青花改为成窑冠绝的斗彩装饰，故落成化寄托款，即得前朝古物之风韵，又凸显斗彩设色炽烈之风格，华贵典雅，堪称慕古创新之绝响。
清雍正斗彩花蝶图天鸡钮盉碗
年代清雍正
尺寸D:19.3cm(75/8/in.)H:24cm(91/2in.)（含座）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雍正本朝带木座来源：纽约蔡特艺廊（RalphM.ChaitGalleries）旧藏（据标签）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斗彩》，王莉英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年，第页，图；《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耿宝昌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年，第页，图碗呈倒置马蹄形，侈口，斜壁内收，近足处饰凸弦纹两道，及底急内收，下承圈足。通体施透明釉，釉面润泽，外壁弦纹以上部分以斗彩通绘洞石花蝶，洞石嶙峋，各色花卉或依傍而生，或数丛独立，清新甜美，间或彩蝶翩跹，花蜂饮蜜，蟋蟀栖息禾穗之间，生趣盎然。以下部分绘缠枝花卉四丛，花团锦簇，明丽鲜艳，既各自成画，又可相互融合，甚是巧妙。盖与碗子母口相接，外沿平整，及内隆起，中央饰天鸡钮，施绿彩，盖面以斗彩装饰洞石花蝶图，与碗外壁上半部分相呼应。整器纹饰笔法娴熟，布局有度，显示了雍正御窑无与伦比的审美格调。碗内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盖内则以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此种书款方式特别，当属此式追慕宣窑作品所独有。盉碗又名“合碗”，始见于宣德御窑，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明宣德青花缠枝莲纹盉碗”，此式盉碗与宣德作品器型完全一致，唯加饰天鸡盖钮。本品即为雍正御窑追慕宣窑所出，其落款于碗心，而不在碗底，亦是严格按照宣窑盉碗之制。本品借鉴宣窑之型，却施以“成窑五彩”，可谓匠心独具，师古而不泥古。另据款识字体判断，本品为雍正早期“安窑”之作。“安窑”主理者传为康熙重臣明珠的管家安尚义，在康熙五十五年（年）至雍正八年（年）为内廷烧造瓷器，其子安岐为清代著名书画收藏家、鉴赏家。传世所见雍正御窑盉碗，皆为此种款识，说明此类作品为安尚义主持烧造，查阅资料，见有黄釉、蓝釉、蓝釉堆白、斗彩等品种，其中又以斗彩作品最为罕见。另有，郎窑亦可见烧制此式盉碗，可参见国家博物馆藏“清康熙蓝釉盉碗”，其除康熙年款外，另落“御赐纯一堂珍藏”款，亦是作为判断郎窑作品的重要例证。综上不难发现，此式盉碗烧制均属康雍名窑所出，亦凸显康雍二帝对于此式之喜爱。本品品质卓绝，最为难得之处在于此式盉碗多失其盖，本品原盖得以保存，十分难得，颇值珍视。
清雍正白釉茶圆一对
年代清雍正
尺寸D:9.3cm(35/8in.)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雍正本朝参阅：《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资料选萃（卷二）》，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紫禁城出版社，年，第页，图本品侈口，弧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胎体纤薄却无羸弱之态，线条柔美亦无造作之势，秀外慧中且具超尘之感。通体白釉，色若永乐甜白，莹洁温润，素雅怡人，类雪似玉。外底心青花单圈内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为雍正御窑标准款识书写方式。雍正四年（年）正月，年希尧出任内务府造办处总管，兼理景德镇窑务，世称“年窑”。其秉承雍正皇帝旨意，竭力钻研摹制前朝名品，对于永、宣、成三窑佳器至为推崇，不独青花一项，对于仿永乐甜白一项亦是颇有建树。早在雍正四年，即有雍正帝令年希尧仿烧永乐甜白的记载，据《各作成作活计清档》载“……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雅图交来白磁靶杯一件，传旨着照白瓷杯并青地金龙靶杯画一样子，交给年希尧照样烧造……”其后，唐英榷陶期间，更是延续仿甜白一途，并于雍正十三年（年）《陶成纪事碑记》中提及“仿永乐窑脱胎、素白、锥拱等器皿”一项。由此足见雍正一朝十三载，白釉烧造未曾断绝，可证雍正对素雅白瓷之偏爱。查阅《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又见雍正十年（年）八月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太监沧洲传旨，着向雍和宫查有脱胎填白磁小碗、碟、茶圆、酒圆，拿些来画珐琅用，钦此。”雍正十年，国产珐琅料已研制成功，具备了在白釉上进行珐琅彩描绘的基础。通过这条档案记载，可知至迟在雍正十年，亦存在以宫内旧藏“脱胎填白磁”作为珐琅彩瓷胎的情况。其中提及“脱胎填白磁茶圆”则有可能指本品此类，检索故宫博物院藏品，亦可见与本品相类的白釉茶圆，即可为例证。此类可作画珐琅瓷胎的筛选极为苛刻，乾隆早期造办处档案就曾记载清宫要求景德镇御窑厂专门烧造白瓷坯胎呈送进宫，胎釉极为精良，绝无瑕疵，色釉之纯白匀净皆为同类白瓷之最。此式茶圆除上文提及故宫博物院藏品外，还可见大英博物馆藏有类品。同时，传世亦可见柠檬黄、松石绿、苹果绿等不同色釉者，均为御窑高级釉色品类。综上所述，无论以此式为素胎画珐琅者，还是各式单色釉者，此式茶圆品级均十分高绝。本品素雅怡人，类雪似玉，且成对出现，十分难得。
清康熙天蓝釉柳叶瓶
年代清康熙
尺寸H:16.3cm(63/8in.)
“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康熙本朝来源：徐展堂先生旧藏；香港佳士得，年11月5日，lot参阅：《AHandbookofChineseCeramics》，SuzanneG.Valenstein，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MetropolitanMuseumofArt），年，第页,图；《耶鲁大学远东艺术集萃（SelectedFarEasternArtintheYaleUniversityArtGallery）》，GeorgeJ.Lee，耶鲁大学出版社，年，图本品唇口外侈，长颈微束，溜肩，圆弧腹，及底内收，下承矮圈足，修足规整。露胎处可见胎体细腻洁白，通体施天蓝釉，色若雨后碧空，釉面肥润，色调淡雅。外底施白釉，釉面润泽，底心以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字若蝇头，笔触纤细，颇显书写功力。本品因造型纤细似柳叶，故有“柳叶瓶”之称，又因隽巧秀美宛如亭亭玉立之佳人，也称之为“美人肩”。一般常见豇豆红釉柳叶瓶，底足径幅甚小，故而器物重心不在下部而是在肩部，正常摆放常觉不稳。如果使用常见瓶类的装烧方法，无论在入窑安放还是烧窑过程当中只要稍有轻微晃动均会倾倒损毁，根本不可能成造。因此，必须在装烧环节予以特殊处理，即足外墙呈现一圈无釉涩胎，出窑之后，出于美观和陈设稳固考虑，亦需要给柳叶瓶匹配内凹式底座。而此式天蓝釉柳叶瓶，在不破坏整体器型美感的前提下，以矮圈足承接，既保留了线条纤细，又解决了置放不稳的问题，在柳叶瓶一式中显得颇为独特。康熙是我国历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其六十一年的统治中，制瓷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康熙时期的瓷器，造型多样，品种丰富，大器浑厚奇伟，小器玲珑剔透，巧夺天工，开有清一代瓷业盛世之先河。康熙一朝御窑生产，因受南明抗清，吴三桂作乱影响，烧造时断时续，直至康熙中晚期臧应选、郎廷极等相继督窑之后，才渐趋稳定。天蓝釉便是康熙时期初创的釉色，是以氧化钴为呈色剂在高温中烧成，但其与霁蓝釉不同，氧化钴含量极低，烧造出的蓝色，淡雅匀净犹如碧空之色，因此得名“天蓝釉”。天蓝釉以清三代的烧造最负盛名，后朝虽有烧造，但质量已经大不如前。本品所施天蓝釉，厚润莹亮，色调淡雅宜人，娇嫩之美不可言喻，更于深浅变化之中予人感悟窑火神功之无限魅力。康熙御窑所制此类文房小品，历来备受喜爱，其中太白尊、镗锣洗常见，若论数量之稀少，当推柳叶瓶、蟠龙瓶等式，故历来难求一见，目前中外许多著名公私收藏机构亦不曾典藏。而较之熙朝经典“八大码”的釉色豇豆红，天蓝釉器物烧造数量更是少之又少。传世所见康熙天蓝釉器皆为名品，如柳条缸、镗锣洗、鼓钉式花觚、琵琶尊、苹果尊、双龙耳尊、莱菔尊、月牙梅瓶等，而若论天蓝釉器珍罕程度，其中柳叶瓶一式存世稀少，堪称首屈一指。检索公私收藏资料，可见大都会艺术博物院及耶鲁大学美术馆藏有类品。市场流通领域，除本品外，仅见三例，其一售于香港苏富比，年11月1日，编号。另一例为布莱尔（J.InsleyBlair，-）旧藏，售于香港佳士得，2年11月28日，编号，成交价1万港币。再一例著录于《香港苏富比三十周年》，图版，后售于北京拍卖会，7年12月18日，编号，成交价万元。
清雍正仿哥釉铺首尊
年代清雍正
尺寸H:25.6cm(10in.)
“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雍正本朝来源：瑞金堂旧藏；中国嘉德，年11月3日，lot；香港佳士得，年11月1日，lot著录：《中国历代瓷器图鉴》，李宗扬、邱东联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年，第页参阅：中国嘉德，年12月3日，lot（6,,元）；《庄绍绥收藏中国瓷器》（TheAlanChuangCollectionofChinesePorcelain），朱汤生编，年，第、页，图80倾心慕古的雍正皇帝，尤对宋器情有独钟，并以宋人审美为自身品位追求的标准。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自然也成为雍正皇帝想极力再现的重要品种。本品撇口，束颈，颈部饰凸花蕉叶纹，肩部饰凸弦两周，两侧置对称铺首衔环耳，弧腹，及底内收，下承圈足，足墙外侈。足端施酱色护胎釉，以拟“铁骨”之态。通体施仿哥釉，釉色苍穆古雅，清怡厚润，并伴生冰裂纹片，内又兼生淡黄游丝细纹，颇具宋哥釉“金丝铁线”的质感。外底心以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哥窑”一词，一说首见元人孔齐《静斋至正直记》载“近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辩也。”有明一代，哥釉便成为景德镇御窑慕制的对象之一。至清代雍乾二朝，仿哥釉成就甚至超过了前朝，而且品质不输于宋哥釉瓷器。据雍正十三年（年）唐英《陶成纪事碑记》载“仿铁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种，俱仿内旧器色泽”。碑记中仿哥釉位列第二，排在“仿汝”之前，“仿官”之后，足见雍正对哥釉瓷器之钟情。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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