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嘴大嘴读史
《邵氏闻见前录》上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事——
北宋时期，西安有个名叫常安民的石匠，在石头上刻字是一把好手，在业内很是出名。
常安民是个学习型的石匠，工作之余，收集前朝碑刻的摹本，自学各种字体，就连深奥的篆体字也能通晓。
宋徽宗崇宁初年，官府找到常安民，要求他刻一块石碑，上面罗列的名字都是“奸党”，这块石碑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常安民不愿意接这活，他说：“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佑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我是啥也不懂的小老百姓，这份“黑名单”上第一个就是司马光，我觉得司马光是个好人，我不忍心把司马光的名字刻在“奸党”的队列里。
负责此事的官员很生气，百般威胁利诱。常安民无奈只好提出一个要求：石碑上不刻“常安民镌”的落款。
这口锅我不背。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当然就是石匠常安民，大事件就是“元祐党籍碑”事件。
中国的封建历史上，党争的历史悠久，东汉是党锢之祸，唐朝是牛李党争，到了宋朝，就是元祐党和元丰党的对决。
元祐党和元丰党的斗争以王安石变法为风向标，绵延多年，从一开始的政见不同，到后来为了反对而反对。
简单的说，元祐党属于保守党，反对改革，元丰党属于激进派，支持改革。
这党那党，关键看皇帝支持谁。好比一场势均力敌的足球赛，皇帝就是穿着龙袍的黑衣裁判。
支持改革的宋神宗死了，太后说了算，保守势力抬头，元祐党一派占了上风；
支持改革的宋哲宗亲政了，元丰党狂殴元祐党；
支持改革的宋哲宗死了，保守的太后垂帘听政，元祐党扳回一城；
好景不长，支持改革的宋徽宗亲政了，元丰党继续狂殴元祐党。
简单的说，就是皇帝一般都支持改革，太后则偏向保守。
不过，宋徽宗亲政之后的党争开始变味了，以往作为裁判的皇帝也登场亲自战斗了。
当时，元丰党的党魁是著名的大奸臣蔡京，他说服皇帝吹黑哨，直接让皇帝拿出了从来没用过的红牌。
公元年和公元年，元祐党人的名字先后两次被刻在了石碑上，总计人。这份名单中包括砸缸救人的司马光、灌水浮球的文彦博、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苏东坡、“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秦少游、李清照的爸爸李格非等等。
不管是去世的，还是健在的，只要上了这张长长的黑名单，子孙不许留在首都，不许参加高考，永不录用。
之前的党争失利，无非是贬官降职外放，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而这次，基本上是斩草除根的节奏了。
这块石碑据说一共有三个版本，前两个版本分别由宋徽宗赵佶和蔡京亲自书写，刻石“扬恶”，这二位可都是大书法家。
当时，朝廷要求各地复制，分别放在各州府的衙门前，复制的版本是蔡京手书版，也因此有了《邵氏闻见前录》上记载的那一则故事。
没过几年，朝廷下达大赦令，“除党人一切之禁”，所有版本的石碑都被毁弃，各地官府衙门前的复制品也都不见了踪迹。
到了现代，“元祐党籍碑”只有两件了，其中一件还是国家一级文物。
这两块石碑又是怎么来的呢？答案令人惊异。
南宋时期，“修复祖宗故事”，元祐党人大翻案。被迫害了几十年的元佑党人后裔，在扬眉吐气的时候，竟有人重刻旧碑，以泄怨愤。
现存的两块石碑就是那个时期的“泄愤之作”。
这两块石碑，一块在广西桂林，是黑名单上的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请石匠制作的，但这块石碑由于年代久远保护不当，很多字迹已经磨平，没什么文物价值了。另一块在广西柳州的融水苗族自治县，是黑名单上的元祐党人沈千的曾孙复制的。
融水的“元祐党籍碑”混合了原版的几个不同版本，碑额“元佑党籍碑”五个字是宋徽宗赵佶的手笔，碑序和党人姓名是蔡京的真迹。
这块石碑是在当地农村的一个粪坑里被发现的，搬动的时候还不小心弄断了一部分，还好赵佶和蔡京真迹的部分没有受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实，文物的价值还在书法上，和党争没啥关系。
大嘴就纳了闷了，为什么字写得好的，有那么多坏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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