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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闭幕一年，盛会场景仍被人津津乐道。时隔一年，中国特别定制的三套六件国礼陆续解密，最引人注目的技艺当属“景泰蓝”。六件国礼中，有三件都或多或少的使用了景泰蓝工艺。
▲从上到下从左至右：《丝路绽放》雕漆赏盘、《共襄盛事》景泰蓝赏瓶、《和合宝鼎》珐琅器、《和合之美》捧盒套装、《梦和天下》首饰盒套装、《和韵》捧盒。
这六件“一带一路”国礼，全部由北京工美集团设计制作。前三件为领导人礼品，后三件为配偶礼品，每位领导人及配偶都各自拿到了一件礼物。
不过，看似都是“景泰蓝”，实则只有《共襄盛事》和《和合宝鼎》是实实在在的景泰蓝作品，铜胎、掐丝、烧蓝的珐琅器。《和韵》捧盒则是银胎掐丝珐琅，工艺类似，采用的是银质胎体，所以隐约透着银亮的颜色。
珐琅是古代琉璃的一种，属于硼酸玻璃，这种工艺制法起源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美丽的色彩是高贵的代名词，能为珠宝创造鲜艳色彩的珐琅是最重要的工艺技能。之后，这种绚丽耀眼的珐琅制品流入两河流域，将阿拉伯地区当做了“第二故乡”。
▲公元13世纪拜占庭珐琅圣骨匣吊坠（现藏大英博物馆）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物鉴定专著《格古要论》（明代，曹昭）中将珐琅器称为“大食窑器”或“佛郎嵌”，并且分析说，“大食窑”属“錾胎珐琅”，即将厚重的铜胎錾刻出凹纹，之后将珐琅釉填入其中，再经烧制打磨；“佛朗嵌”则是“掐丝珐琅”，用铜丝掐成花纹轮廓，焊接在较薄的铜胎上。“掐丝”与“錾胎”是珐琅器胎体纹饰制作的两种不同工艺，倘若不是仔细对比，两种方法烧出的珐琅成品几乎看不出差异。
13世纪下半叶，元蒙军队远征横跨欧亚大陆入侵西亚，俘虏了大批有专业技能的工匠作为工奴输往后方，会烧制大食珐琅器的阿拉伯工匠带着烧造技术和主要原料来到中国，为蒙古贵族生产豪华的日用品。正是由于景泰蓝特殊的“出生地”，它从始至终保持着伊斯兰教艺术繁复绵密、色彩绚丽、线条生动的特点，极易辨识。
铜胎掐丝珐琅之所以被称作“景泰蓝”，与明景泰皇帝并没有太大关系，它的繁荣发展是在景泰皇帝的父亲——明宣宗时期。宣宗一朝，国家终于平复了内外战乱开始稳定发展，珐琅器也迅速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烧制工艺达到了明代顶峰。到了宣宗儿子景泰皇帝时期，珐琅器并没有更多变化，仍是以阿拉伯地区传入的蓝色珐琅为主色调，器物和花纹上则融入了很多中土文化，以香炉、花熏、花瓶、杯盏为主，传统的缠枝纹、折枝莲纹和莲瓣纹都是景泰时期主要的纹饰花样。
▲土耳其著名清真寺之一蓝色清真寺，17世纪初由伊斯兰世界著名古典建筑师锡南的得意门生MehmetAga设计建造。古波斯一带崇尚青金石带来的钴蓝色，瓷器、画作中多用蓝色作为主色。
“景泰蓝”这个称谓是一直到了清代才出现。清雍正六年（年）宫廷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五月初五日……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内，奉旨：……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这一记载，把仿景泰蓝时期的珐琅制品称作“景泰蓝珐琅”，这是目前所见“景泰蓝”称谓的最早文字记录。
景泰蓝生在皇家，生来就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艺术。又因它带有的“波斯基因”，又十分受西方的欢迎。从清代道光时期开始，景泰蓝开始逐渐出口海外。从建国初期至今，更是频频出现在“国礼”名单中。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曾得到了一件飞天图案的景泰蓝瓶，她惊叹“真是太美了”！
在此次论坛送出的六件国礼中，屡屡出现景泰蓝的身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件礼品中，《共襄盛事》在造型上也带有丝绸之路的隐喻。它是一件扁壶，也叫抱月瓶，型制仿自中东，一开始是西域游牧民族的饮水之物，上面的两个扣可以栓在马上，后来进入宫廷才成了赏器。无论是制作技艺还是器形纹样，处处都显露出“丝绸之路”漫长历史带来的艺术共鉴。
中国特色“奢侈品”
传统的景泰蓝制作繁琐复杂，主要的工序就有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七道，每一道流程又分为很多个细节，非手熟匠人不能制。以“掐丝”工艺为例，是将铜丝黏接在铜胎上，铜丝要纤细轻巧而不易断裂，焊接要如同天然生成不能留下接缝或焊结。
而“掐丝”这一工艺，是百年前波斯手艺遇到中国巧匠的完美融合。掐丝时工匠用来黏接胎上的铜丝的“胶水”，就是中草药中的白芨，本身具有止血补肺、生肌止痛之效，而用到景泰蓝身上，以白芨为胶，在粘满铜丝的铜胎上筛一层银焊药粉，放在火里高温焙烧后，白芨见火即化，铜丝就牢牢地粘在铜胎上了。实在是奇思妙想的秘方。
“点蓝”则是用特制的蓝枪和吸管，舀着不同颜色的釉料，一点点的镶嵌在铜丝界成的各种小格子里。起初，这种制作方法开头多用蓝色料，因而也就约定俗成地称为“点蓝”。点完蓝的成品要经过三四次反复点蓝、烧制，确保铜胎上的色釉不会脱落。反复渲染也使得保留至今的景泰蓝古物仍保有鲜艳明丽的色彩，不曾随时间流逝而褪色。
清代不但无意中为掐丝珐琅定下了名号，还将其进一步融入了中国特色。颜色除了天蓝、宝蓝之外，又添了绿色，装饰色上还出现了国内匠人自行研发的粉红、菜叶绿、银黄和黑等新釉色，纹饰也更加细腻。
如今市面上常能见到景泰蓝制品，在各级博物馆中也或多或少都有收藏，这让人似乎忘记了，景泰蓝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因其胎体为铜制，铜在古代可是货币铜钱的原材料，全程七道手工工序不容有失，完成后还只能摆着看，几乎没有其他功用，如此奢华，自然只有皇帝和极少数亲王贵族才能拥有。清宫史料记载，乾隆44年除夕，乾隆请吃年夜饭，只有皇上的餐具是景泰蓝的，王爷们和大臣们用的全部都是瓷器，此时景泰蓝的高贵冷艳可见一斑。
▲清乾隆掐丝珐琅多穆壶，年一场拍卖会中以万元成交。“多穆”(藏语mdong-mo)原意为盛酥油的桶，造型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由于清代大量册封和法事需要精美的法器和摆设配合，造办处生产了许多这类器物，同时也供清帝赐高僧之用。
在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景泰蓝文物中，还发现了景泰蓝多穆壶。“多穆”为藏语“酥油”的音译，是藏民盛拌酥油茶的器皿。最早的多穆壶是以木或其他物料制成，是实用器，后来逐渐演变为华美灿烂的法器，最为名贵的景泰蓝多穆壶显然是由宫廷赠予，应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表达友好的重要礼物。
▲画珐琅梅花图鼻烟壶，典型的西方技法结合中国传统的赏梅文化。康熙年间宫廷御制的画珐琅鼻烟壶存世极少，故宫仅收藏两件，此为其一，弥足珍贵。
提到清代，就不能不提到珐琅器的另一大艺术领域——画珐琅。这种工艺在康熙年间由欧洲的传教士带入中国，它与掐丝珐琅景泰蓝、錾刻珐琅（也叫内填珐琅）都不一样，是将原本仅用来填色的珐琅釉料，以彩画的形式直接绘于胎体表面，再做烧制。由于绘画所需胎体不必像錾刻或掐丝一样那样厚重，所以画珐琅有铜胎、瓷胎、玻璃胎等诸多选择，且没有铜丝边框的限制，画珐琅的图案更为细腻多姿。《梦和天下》首饰盒糅杂了多种中国传统工艺，其中的海水纹正是以画珐琅的技法制成，所以线条柔和优雅，清爽明丽。
从成吉思汗西征带回的阿拉伯工匠，再至明清帝王借鉴欧洲工艺的改制与创新，珐琅艺术所走过的漫长道路就像一条历史丝带，紧紧地将亚欧大陆的文化系在一起。
货真价实“北京特产”
景泰蓝的价值高昂，导致明清两代一直作为宫廷用具，民间极难获得，制法更是无从得知。北京是明清首都，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中国景泰蓝的发祥地，也是最为重要的产地。
到了清代末期，中国大地开始逐步陷入战乱，清宫内部自顾不暇，景泰蓝的制作技艺也慢慢流出了宫外，涌现了“老天利”、“德兴成”等老字号的景泰蓝品牌。尽管技法艰难保留，但战乱导致景泰蓝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珐琅艺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从业人员锐减。年新中国建国初期，北京有大小景泰蓝作坊余家，最大的不过二三十人，小的只有两三个人，从业人员已不足千人。
这时候，一位赫赫有名的才女为景泰蓝的传承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就是林徽因。
▲林徽因设计作品夔龙纹对罐实物图（资料图）
当时，林徽因在北京的古玩摊上淘到了一只老字号“老天利”制作的景泰蓝花瓶，在被其精美打动之余，也痛心这一传统工艺面临的断绝困境。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抢救景泰蓝的工艺美术小组，如今的景泰蓝大师钱美华、常沙娜、孙君莲、高庄、莫宗江等人都是当时的小组成员。
工艺美术小组不但拯救了差点失传的景泰蓝工艺，还在传统造型、图案、颜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创新。年，北京筹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新中国首次送出的“国礼”就出自工艺美术小组，景泰蓝台灯、烟具、金漆套盒、花丝胸针、敦煌图案丝巾等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受到各国与会代表和来访苏联艺术家们的喜爱。
▲钱美华是新中国知识分子从事景泰蓝专业设计的第一人。她的景泰蓝作品“友谊樽”、“和平颂宝鉴”、“周其垒”等多次获国内外大奖，被国家誉名为“钱氏景泰蓝”。7年，钱美华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
年春，林徽因病危。她对赶去看望的钱美华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虽然这个工艺美术小组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对于景泰蓝工艺的恢复、传承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培养了钱美华等一批优秀的景泰蓝工艺美术大师，更为景泰蓝的传承和发展确定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时钟转眼到了新的世纪。景泰蓝经过历届大师的传承与发展，绽放出新的光彩。年，韩国总统收到一只景泰蓝花瓶“喜凤瓶”；年，向普京赠送景泰蓝工艺品“一帆风顺”；年APEC会议期间，向各经济体领导人赠送“四海升平”景泰蓝赏瓶，它以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霁红釉玉壶春瓶为原型，由中国七位国家级、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联手创作。年9月3日，为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景泰蓝《和平欢歌》被作为国礼赠送天安门城楼观礼9·3大阅兵的各国元首。
时光荏苒，匠心流传。景泰蓝发展至今，已不仅仅是一种工艺品的名称，它的身上带有世界多种文化融汇的印痕，更象征着文明交流所焕发出的鲜活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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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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